分离漕运是一笔账，梳理黄河是另一笔账，黄河两岸的民生重要，运河关系国家经济就不重要了么？
为了化解这位举足轻重、高瞻远瞩的河臣的不满，朱翊钧必须要在黄河议题开始前，就坦诚相待地把泇河问题解释清楚
朱翊钧缓缓走近潘季驯
在将这位河臣召至身前以来，皇帝第一次握住了潘季驯的双手
在潘季驯动容的神色中，皇帝几乎一字一顿：「潘卿，朕分离运道，从来不是为了敲打某某，制衡某某，实一心为公，只愿河清海晏」
「今后邳州以上的黄河之事，不再受运道所扰，卿岂不可以安心河事？」
「也只有如此，运河的归运河，黄河的归黄河，才能令出一门！」
治理黄河是历代治国兴邦的大事，青史上有关河渠、沟恤、五行、地理志等的记载中，有关黄河的典籍之多，数不胜数，冠绝天下大河
但是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限制，千年以降，从未能于根本上解决黄河的灾害问题
其中生产力当然是决定性因素，但生产关系，尤其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
有明一代，黄河决溢泛滥，自始至终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治理黄河的实践中，缺乏统一的思想指导
重音不发在「思想指导」，在于「统一」二字一并不是没有治河的思路，反而是因为思路太多了，以至于无法形成一致
一方面来说，负责人的变动，过于频繁
河道总理一职于正德十一年设置，短短六十余年里，便有三十余人担任此职
万历年以前，担任河道总理任期长一点的像翁大立，还能干个两个年；短一点的像戴时宗、胡瓒宗这些河道总理，往往只干了十个月，连个堤坝的工期都不够，就卷铺盖走人了
每一位治河专家都有自己的治河思想，一种方略在短时间内还未收到很好的效果，即被放弃，如此频繁的更替，有司的工作自然也很难开展
另一方面，即便是河道总理，也无法在治理黄河一事上一言而决
万历元年以后，中枢对大臣任期进行了改制，要求三年一考，任期未满前不轻易调动，才出现了潘季驯在河道总理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六七年的奇观
但即便如此，朝廷内部依旧有前任河道总理傅希挚、工部尚书朱衡、乃至科道言官，不断提出自己的方略，厚此薄彼，争执不休
各种因素，无时无刻不在制约着治理黄河统一思想的形成，大大影响了治河的成效
这是着手大治黄河前，必须直视的路线之争
同样，也是今日海口会议，必须解决的问题
话说到这个地步，朱翊钧已无再多言语，只正色问道：「黄河之事稍后定论，无论如何，朕都交予卿来操办」
「潘卿，还敢于任事么？还能于任事么！？」
潘季驯被皇帝抓住双手，飘飘然只觉双脚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