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漕运牵扯太大，稍不小心可是会惹火烧身的。”
殷士谵虽是山东济南人，并不怎么走运河，可在朝多年，也清楚漕运衙门在朝廷里的话语权那是相当重的。
之所以如此，也是因为漕运里面的油水太足，足到可以收买朝中无数官员为他们张目。
“我说那些话，都是肺腑之言，朝廷陷在漕运里太深。”
魏广德开口说道：“二位，不要光看着运河上数十万人的生计，当知为了他们的生计，还有数百万人受苦。”
张居正点点头，“我也听说过，运河沿岸官府以治理水患，疏浚和开凿辅河等名义，巧立名目，营私舞弊，借机搜刮民脂民膏，使百姓民不聊生。”
“正甫兄，叔大兄，今日所言到此为止，一切还是等将来殿下继位以后再说也不迟。”
魏广德冲殷士谵、张居正拱拱手说道。
两人也都是点头，知道事关重大，要是传出去，怕明日就有无数弹劾奏疏飞入西苑，而目标肯定就是魏广德。
以往数朝，凡提出海运取代漕运的官员，貌似下场都不怎么好，而原由不言自明。
不是他们不知道海运的好处，而是漕运给他们的利益远超海运。
在巨大利益面前，无人不为其折腰，至于其他的，都是可以舍弃的。
不过，这些，其实魏广德前些日子的思考时就已经考虑到了，只是他不觉得这里面有太大的问题。
交通便利，对于商人们来说，自然是大好事儿，也符合那帮官员口中不与民争利的说法。
不过，真正实施起来，其实又是另一回事。
说到底，还是大明朝的商人政治地位太低导致的。
农业为“本”，工商为“末”之说，源自管仲、商鞅、韩非等先秦思想家。
管仲率先将人们的职业划分为“士、农、工、商”四类，认为“舍本事而事末作，则田荒而国贫”，他还在齐国推行“四民分业定居”的政策；商鞅主张劝农抑商，认为“能事本而禁末者富”；韩非则明确提出“农本工商末”的言论，将工商业者列为“五蠹”之一，属国家打击清除之列。
此后，“重农抑商”思想便成为中国历朝历代官方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。
朱元璋做为一个自学成才的皇帝，自然把古之圣贤的话视为金科玉律，所以在制定大明国策时就是偏向重农抑商，对商人限制较多。
至于商税极轻，那其实也是因为刚刚结束战乱，大明百废待兴的需要。
而他严令禁止官员对商人进行盘剥，更多的恐怕也是因为他对贪官污吏的憎恶使然。
海运能否取代漕运，这个其实应该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，至少魏广德是这么想的。
他当然不会头铁的去和漕运利益集团碰撞，那只会让他粉身碎骨。
还是只能用滴水穿石的方法，一点一点的打破漕运集团坚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