前在哪儿打工啊？你个人是个什么情况？也是留学生嘛？”
“我叫龚磊，我是来日本读法律的，现在是在一个面包厂给日本老板打工，老板只肯让我们华夏人在夜里工作，我也是天天熬夜，真有点受不了……”
听他这么说，小红也替他争取，“宁老板，要是还有工作机会的话，你最好能帮帮他，否则的话，他弄不好会出事的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和他一起打工的人，两个月前就因为长期熬夜死了。”
“死了？”
“死了。”龚磊相当伤感的说，“那是个扬州人。比我要早来半年，我还是靠他帮忙才找到的住处，我和他本来一直合租一间四坪半的小房间。结果两个月前的一天，就出事啦……中午我醒来，要去上学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躺在床上没有动静了……可我当时只认为他睡得太熟，哪知道上完课再回去看见他还直直地躺在床上，我以为他还在睡觉……我就摇晃他，想问他是不是吃过饭了，结果发现他已经没呼吸，人都凉投了，什么时候断的气都不清楚！……”
这话说完，可算是凉水倒进了滚油锅了，其他几人也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。
“……说的是唛头吧，他也很可怜啊，比不那个跳楼的姑娘好多少！”
“可不，他在东京真是省吃节用呀！连写信的几十円都舍不得花，总要打听，有什么人回国托人带回去！”
“听说他除了在面包厂干，白天还要去渔场打工……”
“是呀！钱凑够了10万円，就往回捎，都不在他身边留着。”
“他是活活累死的，舍不得吃，晚上就啃面包厂的硬面包吃，再加上近来情绪也不好，听家乡来人说关于他的老婆的传闻。他在这儿拚死拚活的挣，家里却糟踏他的血汗。想回去还不让，他老婆就让他留在日本挣钱……”
“继续留在日本挣钱！说的可真轻松，想留就能留？！日本的法务省是干什么吃的，入管局是干什么吃的，真是想的太简单了……”
他们好像都知道龚磊和小红说的人是谁，于是另一个悲伤的故事，几乎完整的被这些人在宁卫民的面前勾勒了出来。
东京的冬天是很阴冷的，尤其是在这么个地方，宁卫民从心里感到泛凉意，他不能不正视现实，他的同胞们构成了东京社会的最底阶层。
他真的没想到，他们不但学业和生活没有保障，就连生命和人格也没有任何的保障。
背井离乡，何其难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