质朴的天性，寻找着自己不确定的命运。
只不过愿望虽然是美好的，但“东方卓别林”这条路实在不好走。
面对许多难以解决的客观问题，这父子俩自己筹备的第一部《父与子》就难产了。
要知道，此时共和国的电影仍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。
想要拍摄一部电影，必须由电影厂接受国家任务，或提出计划。
经由国家批准，才能组织编剧、导演、摄制组，进行生产。
影片完成后，还要接受电影局审查。
最后再由政府管辖的发行放映公司收购，才能在全国的影院里发行放映。
演员和导演都不能想拍什么就拍什么，得厂里让拍什么才能拍什么。
另外意识形态上，喜剧片也不受待见。
以片种而论，哪怕是具有教育意义的“喜剧片”，地位也远低于“艺术片”。
说白了，如同公务员一样存在的电影从业人员，从上到下，只关心艺术成就和能否拿奖。
根本没人在乎人民群众是否喜闻乐见，没人在乎喜剧片低成本，高票房的经济利益。
甚至八十年初期，一些导演拍的艺术片是刻意去远离群众生活的，他们反倒以票房高为耻。
所以在拍摄之初，这“求名分”的一关就先把父子俩给难住了。
哪怕有《夕照街》的良好反响和热度在前，全没用。
这样一来，他们就不得不低声下气四处求人，千方百计的找门路，给自己的电影弄“准生证”。关键是上赶着不是买卖啊，求人哪儿是那么好求的？
这个过程注定会受到歧视，甚至是饱含屈辱的。
像去年，陈培斯曾特地坐火车带着他们自己做的剧本远赴“西影厂”。
却没想到，那个因支持艺术片为“第五代导演”们集体感念的西影厂厂长，甚至都懒得出来见他。
只派一个副厂长很随便的翻了翻剧本，就明确的做了回绝。
“这类电影我们不做。”
再往后，陈培斯无一例外都撞上了这样敷衍的软钉子。
于是回去之后疲惫不堪的跟陈老爷子一商量，只能迫于无奈，采取“先上车后补票”的办法。
那就是去外面想办法拉来投资，靠自己的力量先拍摄电影再说。
这爷儿俩把美好希望寄予在了未来的运气上，认为或许拍完了电影，“名额”问题就解决了呢？
没准那些电影厂也是怕给了“名额”，他们再提出资金和演员的要求，这才借口推脱的。
可谁能想到啊，等好不容易拉来了投资吧，剧组也凭着四处求人攒起来了。
但电影刚要开拍，却飞来横祸，他们居然被人举报到了电影局那里。
上面马上勒令停止，不许他们再拍了。
这一下陈氏父子可是着了大急了，最后都把陈老爷子逼着跑到电影局领导办公室里拍桌子的地步。
亏得陈老爷子人缘好，许多老同志都看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