甚至还有人提出，咱们没有民族化。应该在黑猫警长坐的那个摩托上面贴一条龙……”
望着窗外飘落的雪花，戴铁郎不禁痛心疾首，“哎，故步自封啊！这也太不重视外部环境的变化了。咱们美影厂一年只有四百分钟的产量，还得拍艺术化的东西，今后可怎么跟人家去争啊！”
“那就不是你我能考虑的事儿了。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啊。”
制片主任拍拍戴铁郎的肩膀，又看了看表，“老戴，咱们还是说点实际的吧。任务既然完成，咱们现在的当务之急，就是一起去火车站，看看能不能搞到明天回家的车票……”
有人感受到桎梏，对此无能为力，然而有人却拼尽全力的要挣脱桎梏。
1983年，从仪器厂破格调入儿童文学出版社的郑元洁，哪怕处处磕碰，但始终也没放弃追求按劳分配的可能，没有放弃把写作商业化的目标。
为此，他竟异想天开的想办一本不登别人的作品，只登他一个人的作品的杂志。
他认为必须如此，才能显现出他真正的价值来，拿到原本应属于他的稿酬。
才能使他刚刚学步的儿子，搬出楼道内处处是“滋滋”冒气高压锅的筒子楼。
应该说，在这个年代，郑元洁绝对算是有能力，又有勇气的文化创业先锋了。
只可惜，大多数人是见不到别人标新立异的，哪怕不碍自己的事儿也不行。
所以郑元洁越是着了魔似的为这事奔波，就越遭人耻笑。
无论去了那家刊物的编辑组，他听得最多的一句回复，就是“郑元洁，你童话写多了吧？你说的那个，压根儿是不可能的事。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”
就这样，郑元洁的“自不量力”和“异想天开”，使之沦为许多文人的笑柄。
再加上他的小学没毕业的学历，简直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。
为此，不只一个人曾公开指责过，说郑元洁纯粹是混进文化队伍里的人。
直至1985年的这个除夕，郑元洁回到老家太原，见到了在山西团系统任职的朋友赵延平，事情才开始出现转机。
郑元洁一想，团系统是可以办少儿报刊的呀，所以才见面，就对这位朋友脱口而出。
“想发财吗？想发财咱们就一起办个刊物。”
说实在话，赵延平当时听了郑元洁的想法也无比惊讶。
因为这种方式，这种形式，他从来没听说过，更难以想象。
就靠一个人支撑一个刊物，郑元洁吃得消吗？
就靠一个人支撑一本刊物，又会有多强的生命力？
万一这个订阅的费用都收上来了，要是稿子出不来了，该怎么办？
到时候，就是想把钱退给全国的读者，都没法操作这事啊。
那谁兜得住？
风险太大了！
“老赵，那些刊登和连载了我的作品的杂志，销量都上去了。虽然他们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