没有一个强大到足可对抗官府的势力。
像明清时代，那种皇权不下乡，宗族族长关起门来，可以用宗法处置、决断大部分乡民矛盾的事情，在大宋是没有土壤的。
因为，构成明清宗族社会底色的物质基础是祖田、祭田等等族产。
在掌握了这些财富后，族长就可以决定，谁家吃饱，谁家饿肚子，也可以决定谁家的孩子可以读书，谁家的孩子只能去放牛。
而现在，所谓祖田、祭田什么的，才刚刚萌芽而已。
这还是范仲淹带起来的风潮。
范仲淹在家乡，设置义庄、义学、义田，以养范家子孙。
很快就会有人发现，这个办法的妙处。
因为，义庄、义学、义田，属于宗族所有。
可以免于诸子析产，可以被子孙世代传续下去。
等于给家族托底，让子孙再不济也能靠着族产生活。
聪明人很快就会打起范仲淹的旗号，开始在家乡修桥补路，捐田助学。
类似的操作，在现代也有。
以慈善之名，用信托之术，规避遗产税。
扯远了。
回到现在的大宋社会，这是一个没有世家门阀，也没有宗族的社会。
这就意味着，普通百姓和官府之间没有什么议价能力。
官府手中掌握着普通人的生杀大权。
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一个在熙宁变法前的普通人若是忽然暴富了。
猜猜看，他会遭遇到什么？
答案是：衙前役。
所谓衙前，在过去分为两种，一曰：长名，二曰：乡户。
前者就是所谓的胥吏，父死子继的肥差。
后者则是让人闻风丧胆，让天下州郡富户瑟瑟发抖的恐怖所在。
因为这玩意，可以很轻松的搞死一个在地方上富裕大户，让其倾家荡产、家破人亡。
为什么？
因为乡户衙前，一般干的都是转运物资或者输送赋税的差事。
一个衙前，带着他的任务踏上道路的那一刻开始，就将沦为各方贪官污吏敲诈、盘剥的对象。
在熙宁变法前，汴京城就来过一个两浙的衙前。
这位衙前，花了整整一年时间，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将他要送的东西，送到了指定的地方。
猜猜看，他这一路上，花了多少钱？
答案是一千贯。
再猜猜看，他要运送的东西价值多少？
两匹绢，几串铜钱，总价值不超过五贯。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大宋天下州郡的富户们，纷纷想方设法的降低之的户等，以避免自己达标。
躺平者有之，自残者有之，自杀者更是比比皆是。
当然，也有那强人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扯旗造反！
这就是欧阳修在给仁庙的奏疏中感慨：今盗贼一伙多过一伙，一伙强过一伙的源头。
所以，差役法早就不得不改，也不改不行了。
帷幕中的太皇太后，沉默了许久，她也琢磨出些味道来了。
特别是赵煦点破了‘使怨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