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说他们是“现代社会的苗头”，也有人说他们不过是“暴风雨来临前的一阵轻风”。
但是当时又能有多少人可以想到，当年那些曾经由他二人亲笔书写的政论观点，日后会在《泰晤士报》和《经济学人》的社论中被帝国出版公司豢养的“文学流氓”以截然相反的立场一一批驳。
谁能想到，当1832年伦敦街头的改革游行燃起怒火、当伦敦塔下的示威人群与苏格兰场警察对峙之际，亚瑟·黑斯廷斯亲自向警队下达了镇压命令。
谁又能想到，1848年，当革命情绪从维也纳吹向伦敦，当宪章派试图闯入威斯敏斯特宫外高呼《人民宪章》之际，亚瑟·黑斯廷斯却没有去同情街上的人群，因为他不想重复自己1832年改革法案期间所犯下的错误。
一夜之间，桥梁、隘口、政府大楼……每一处战略要冲都可以见到他手下的苏格兰场“打手”。
皇家炮兵部队与近卫骑兵团被秘密调往伦敦外围部署，只不过，考虑到军队的出现可能激化情绪，他们并未直接出动。
但与此同时，白厅西侧那幢看起来毫无威严却掌控着帝国海权命脉的石楼里，一份直抵朴茨茅斯海军基地的调令已经发出。当天午夜，由蒸汽护卫舰“复仇者号”和蒸汽炮艇“维苏威号”领衔的海峡舰队分遣中队便从朴茨茅斯秘密启程，挂着例行训练的旗号，全速驶向泰晤士河口……
如果他们在1829年毕业的时候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更宽容、更自由的英国社会，也许后来的一切会截然不同。
或许埃尔德·卡特会像他自己最初期望的那样，在圣詹姆士街开一家出版古典文献的小书店，白天用鹅毛笔抄写拜伦和雪莱的诗集，晚上邀上几位文艺青年饮酒作乐、谈天说地。
或许亚瑟·黑斯廷斯会在市中心某处租下一间低矮却朝南的公寓，成为他心心念念的历史学者，白天为《泰晤士报》和《晨报》写上两篇社论，晚上则埋头于十六、十七世纪的故纸堆里，偶尔在贫民救济组织里当一回义工，向他们讲述什么才是真正的社会契约。
可惜，
历史没有或许。
1829年，他们迎来的不是盛世的英伦，而是一次毫无预兆的经济危机。银行接连倒闭，追讨债务的通缉令充斥着报纸版面，运河与矿业股票暴跌，失业率飙升，纺织工人走上街头，印刷工人发动罢工，农村地区则因为农业减产爆发饥馑。
伦敦大学的新晋毕业生们，在那一年不是奔赴工作岗位，而是纷纷削减开支，寄居亲友，靠着旧衣裳和傍晚市场上的打折食品度日。
而亚瑟·黑斯廷斯，这个一度被教授们称为拥有“布卢姆斯伯里最锋利的舌头”的年轻人，却发现他递交的海量求职信，从未收到过一次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