察官的一人之策。
如果没有内阁的授意或默许，他们根本不敢搞出这么大的动作。
罗万当然看得清形势。
他是战场老兵，跟着威灵顿公爵一路从伊比利亚半岛打到了滑铁卢，期间受过几次重伤，有一次甚至差点丢掉性命。而罗万从威灵顿公爵身上学到的最重要一课便是：战略撤退的重要性。
他在与亚瑟合作的两年半时间里，苏格兰场扩张迅速，部门在伦敦的地位如日中天。
然而，亚瑟在任时手段虽强，扩张虽猛，但也恰恰因此留下了太多把柄。
亚瑟亲自提拔任命的警官几乎遍布苏格兰场的核心科室。
亚瑟主导建立的犯罪信息归档机制从未与内务部之间形成正式备案。
亚瑟留下的情报网络从来不受文书程序制约，这套网络之所以能够运行，靠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默契以及利益关系。
而这些，在内务大臣和治安法官眼中，全是越权。
亚瑟离开苏格兰场之后，罗万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逐一接管、重编、归档，每一次人事调动、每一次结构重建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苏格兰场内战。
亚瑟当年亲手提拔起来的那一批人里，有忠诚的，有聪明的，也有桀骜不驯、不合规范的。然而恰恰是后者，在亚瑟的调教下，成了“苏格兰场风格”的核心。恰恰是这些不合规范的家伙，最受一线警官的爱戴。
他们不拘泥于程序，却总能破案。
他们不擅长写报告，但每次街头混战却都冲在最前。
他们脾气火爆，语言粗鲁，胆大妄为，但却赢得了东区码头、北区集市、南岸工棚那些最难对付的工会线人们的信任。
罗万不是不懂得欣赏亚瑟的天才创作。
正相反，他很欣赏亚瑟的那套系统：行动迅捷、情报通畅、判断果决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便是雷霆万钧。
今年早些时候议会特别委员会对伦敦治安情况的调查报告中指出，自苏格兰场创建以来，伦敦地区因为盗窃、抢劫等犯罪行为损失的财物已从1829年的90万镑，下降到了1834年的2万镑。
这里面究竟有多少应该归功于亚瑟·黑斯廷斯，罗万心中有数。
但是，高效运转、成果卓著的黑斯廷斯体系并不是一点缺陷都没有。
作为苏格兰场的首任厅长，罗万深刻的明白：如果一套体系离了一个人便转不动了，那它百分百不是个好系统。
亚瑟留下的这套体系核心之处便在于，它是完全由亚瑟·黑斯廷斯的个人魅力与手腕凝聚起来的一套系统。
或许它确实很好用，或许它确实为伦敦的治安状况贡献了许多成果，但是这套系统只有亚瑟·黑斯廷斯一个人能使得动，他那群桀骜不驯的手下也只对他一个人负责。
为了根除亚瑟在苏格兰场的影响力，也为了能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