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前朝贪官的田都拿来分了，我家因为留着田骨，当时足足分了十二亩，还有两亩是河边的水田呢……”
这家伙越说越啰嗦，把家里种什么作物也拿出来讲，朱国祥微笑着聆听并不打断。
东拉西扯好半天，许三终于说：“家里兄弟太多，十二亩地不够吃。我十五岁就来杭州做工，先是给人杀鸡……”
又扯好半天，许三说道：“前几年托人说媒，总算是娶了妻，还在杭州城外租了一间房。我们两口子都要干活，生个儿子送回乡下，托老母亲喂养，每月多给家里二三百钱。”
说了这么久，他也没说清楚老家究竟几口人。只表达出夫妻俩在杭州城外租房子住，并且把孩子送回乡下交给老母亲。
“你们一天挣得多少？”朱国祥问。
许三说道：“看码头忙不忙。若是忙起来，一天能挣200多文，累得晚上啥都不想干。我家娘子就稳定得多，初时在纺织工场做学徒，一天能挣30文。出师了一天能挣120文。现在是熟工，一天都涨到180文了。”
多吗？
不多。
这里是杭州！
根据各种文人诗词或笔记可知——
北宋中期的淮西，有一个佣人很受赏识，每天可挣100文钱。旁人十分羡慕，不但可以养妻儿，甚至还可以经常吃肉喝酒。
北宋后期洛阳西郊农民，进城卖一次柴可得100文。小日子还算不错。
但挣这一百文，最少需要一天半到两天时间。先要去洛阳西部山区砍柴，接着再挑去洛阳城里贩卖。
南宋初年的四川渔民，每天的收入（夫妻二人），在最多的时候不超过100文铁钱——当时滥发铁钱已导致贬值，并且因为抗金而粮价上涨，因此刚刚够夫妻俩吃饱。
到南宋中期，三峡地区的渔民（一家三口），每天的收入也是100文铁钱以内。但滥发货币物价飞涨，这100文钱已不够吃了。
以上四个例子，都是在近郊或乡村地区。
再来说城里的。
北宋的沧州城内，一个少年靠卖水果，每天可赚好几十文钱，但勉强仅够他和老母的生活。
南宋中期就更惨了，由于物价飞涨，一家三口在饶州城内摆摊，卖猪血羹和羊血羹，每天赚200文钱还很贫困。
因为城里啥都要花钱啊，房租就够愁人的。
这许三却对生活充满了希望，他掰着指头给太上皇算账：“我挣得有时多有时少，一个月就算六贯少一点。我娘子一个月也能挣五贯多，跟我加起来就是一个月十一贯。”
“每月房租算四贯半……”
朱国祥终于出声打断：“你说房租多少？”
许三说道：“每月四贯半。”
朱国祥问道：“你租的房子挺好？”
许三说道：“城外挨着郊野的一间破房子。”
“这也要四贯半房租？”朱国祥惊讶道。